孟子，名轲，受业于子思门人，得道通之后游说诸侯，因所为与各国不合，遂退与万章之徒叙说《诗》、《书》之旨，追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战国初期，人心日下，异端并作，杨墨大造，肆虐诡辩，上着惑于下，下者乱以上。孟子忧道之不行，慕夫子之行事深切着明，挥洒英气，拔邪树正，澄源清流，遂以仁义游说诸侯之国，救济天下之民。

    书《七篇》，包罗天地，揆叙万类，仁义道德性命靡所不载，正义长存，浩气凌然。诸侯虽不能听之，亦无碍孟子行道之心，安之若命，盛德之至。孟子光耀四方，养性修德，收放自如，称为“亚圣”，后有“孔孟之道”之说。

    七篇者：《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夫子言乎仁，孟子开口便于梁惠王说“何必曰利，仁义而已”，及其“养气”、“性善”等皆发前人之未发。主张仁义治国，以德服人，心悦诚服，使民养生丧死无憾，恒产恒业，与民同乐；二者道性善，仁义礼智发四端，恻隐辞让，羞恶恭敬；三者良知良能，不虑而知，不学而能，得大体为大，故心思不蔽于物，尽心知性，修身立命；四者养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充塞天地等。

    是时言其好辩，孟子曰己不得已为之，见其用心之所忠。游于圣人之门难为言，圣人之德，目击而道存，何苦言为！孟子曰：“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朱子谓：“智是知得彻，圣是行得彻”。言智者曰理，行智者曰事，理事无碍，始终一也，孟子所言所行未尝有乖。如若于理事偏于一区而味于大方，或执于疏空，或茫然无所，可谓血脉不通，离夫子一贯之道远矣。故贤圣之事，非乖曲之业，言行使然。陆象山言己读《孟》而有得，“夫子以仁发明斯道，其言无罅缝。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循，盖时不同也。”王阳明得良知之精，致良知于天下万事万物，灵光独耀。

    《孟子》之学醇乎醇，道性善，言称尧舜，于己可养浩然之气，于国可鉴明仁道治理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