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1891-1937），意大利著名的政党领袖和理论家，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著有《狱中札记》。本书是葛兰西关于政治学的札记。主要包括关于马基雅维利政治学的札记、政治的科学、政治的要素、“经济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某些方面、预见和前景、局势分析与力量对比等。

在葛兰西这看来，他的前人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提出了关于政治运动的乌托邦性解决方案。葛兰西在批判前人如索雷尔对于马基雅维利的解读的基础上，将“君主”这一观念提升至“政党”的层面，揭示出一个最重要的辩证法——唯心论背后预设的绝对的唯物论，以及自由背后预设的最大限度的决定论。

      现代君主的特性在与它是绝对的、有机的、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渐凝聚而成的。对于葛兰西来说，“君主构成了现代世俗权力的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如何塑造这一君主形象、正确认识其功能将直接影响现代民主运动的进程。

      领导权问题是葛兰西政治理论的命脉，他敏锐地指出，“政治史一种独立的活动，（它将）开创一整套世界观”。通过继续阐释马基雅维利，葛兰西认为对于其的道德主义解释是有偏误的。他更倾向于将《君主论》视为政治科学的化身，旨在教化那些并不明白的革命者和民主派，让他们明白“领袖”话语的必要性，以及它在政治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葛兰西政治学确立的第一要素便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客观存在性，并且这一基础是不可化约的，同一集团（阶级）内部也存在着相同的划分。这就意味着，“服从”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转化为一种必需。否则就会导致集团内讧乃至叛变。那么，这些条件是什么呢？葛兰西认为是“根除那种不屑于避免无谓牺牲的可耻作风”，更通俗说来是上司的官僚主义。每当有一次失败，必需追究领袖的责任。

      由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客观存在，“党”成为“产生领袖和领导作用最合适的方法”，也是葛兰西所谓现代意义上的君主。在正当的政党活动中，始终存在持续不断的“国家精神”，有机地连接着过去、现在以及将来，是隔代人相互依存的前提。因此，唯有国家精神可以等同于党的精神。而一切偶发的个人主义的行为只能是某种动物性的哗众取宠。

      滥觞于19世纪末期的经济主义所强调的偶然性、突发性直接对抗着马克思主义所一贯强调了整体性、理论性，并且将政治、爱国主义片面地归纳为激情使然，缺乏对人类主动能力的肯定。它试图维护现存小集团的利益，缺乏考察革命进程的大局观。对此，葛兰西举了自由经济的例子来揭露经济主义中存在的幼稚病。在他看来，即便自由放任也是一种国家调控模式，并非百分之百的经济自主表现形式。

      “个人越是被迫捍卫自己直接的肉体生存，那么他就越是要从文明与人性的全部复杂的、至高无上的价值出发来证明和看待自身”。因此，彻底地考察国家生活，讨论双重前景并不像有人人认为的那样陈腐。客观性的预见是不存在的，因为没有人可以彻底摒弃对于最终结果的先验性的思考。所谓的客观性，只可能是“当预见的客观方面跟一个纲领联系在一起时”。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支持了葛兰西对于经济主义的批判——纯粹的偶发性最终只能指向虚无，因其实质无法与任何理论体系产生同构与呼应。这个问题上升到国家层面，便是“是什么”与“应当是什么”的辩论。如果人们仅仅将思考停留在“是什么”上，他们的行动也只可能是对于现状不分青红皂白地维护，既非唤醒自己，更不是启发大众。而“应当是什么”在葛兰西看来，是“惟一的行动的历史学和哲学，是惟一的政治”。

      葛兰西一贯主张基本社会关系的中心位置，认为国际关系、民族国家的地理位置都是后于其而发生的（哪怕它们对社会经济变革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反作用）。而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共产党恰是首先是民族主义的政党。因为它并非产生于意大利国家内部，在国际关系、国内变革的流动中代表着被领导阶级的从属地位与经济上的被奴役。

      葛兰西接着指出了一个人们在历史-政治分析中常犯的错误：忽视乃至无视有机现象和偶然现象之间的关系，由此犯下过分经济主义或意识形态主义的错误。葛兰西主张，不管在哪种社会（严重危机的，繁荣的，停滞的），人们都应当保持某种警觉，以清醒地辨别以上两种现象。对于经济危机，葛兰西并不认为这是导致根本性历史事件的原因，相反，它创造了某些有利条件，使得某种思想方式可以得到更好的传播，也为民族国家未来再想象的获得重新创造了可能性。最终，经济问题将通过转化，导致政治力量对比向军事对比的过渡，而这一过渡将对新一轮国家生活的最终确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本书涉及文化领导权等重要问题，为分析现代性问题提供了一个不错的视角。

       现在国内较好的译本是人民出版社，陈越译注的版本。书中附有“马基雅维利的孤独”、“葛兰西与孤独”，更有助于理解《现代君主论》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