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又称《书》、《书经》，载上古之书，本君臣之事，以“书”为名，独异于他经。上古之书，言臣下顺承君上之意，笔之于书，故名《尚书》，用书载言记事，以言窥意，借事明理，其意其理乃源于天命，故曰尚，上也。

    尚，言其载之久，上断于尧，下止于秦，另有展开、摊平之意；书，手执笔写于竹帛，即是文字记录。《汉书·艺文志》又言“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

    书分《虞》、《夏》、《商》、《周》，其中“典”指史实记载，“谟”指君臣谋虑，“训”是臣开导君之言，“诰”乃勉励文告，或其章节以人命名，如《盘庚》等。西汉伏生定名《尚书》，括言和事，以言为主，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言：“记事而言亦俱焉；记言而事亦见焉”，“《尚书》无一空言，有言必有措诸事。”

    汉人传先秦《书》有百篇，每篇有序，题乃孔子所编，但《史记》言孔子仅修《书》而已，近代学者认为其编订于战国时期，议论不一。汉初伏生所传今文《尚书》，用汉时隶书所抄，后孔子旧宅发现先秦六国古文《尚书》。今古文篇数、义理虽存差别，且此后争论久远，但文取之有材，缘事而立，皆有深意。

    《尚书》旨意概在敬天、明德、慎罚、保民，各朝虽异，政教有别，但君王之事本源一心，德是体，政是用。言敬天，言君王用心之所出；言保民，谨慎心义之所实行处；礼乐教化，乃心之所感，教化百姓；典章文物，乃用心之着明。尧、舜、禹、汤等诸篇，皆是修德责己用心之事，如汤言：“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武王言：“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故《诗经》说：“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子曰：“声色之以化民，末也”。《书大传》孔子对颜回言：“《尧》、《舜》可观美德，《禹贡》可观地理人文之事，《咎繇谟》可观治略方策，《鸿范》可观法度，六《誓》《五诰》可观仁义，《甫刑》可观告诫。”

    《尚书》文字艰涩，但极具分量，唐代韩愈称之“佶屈聱牙”，后王国维提起“以弟之愚暗，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但是承接孟子先得其大者，其小不能夺之旨，因此读《书》不妨先观其大体，识其要处，于未通者，可以阙疑，蕴之越久，时机一到，蒂熟瓜落。

    《书》之言、事，显“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举为政之要，展爱民之情。今之各民族生存竞争博弈，究《书》则知民族性，正本清源，重新焕发吾国吾民之原创精神。通《书》者，迎来送往，疏通知远。解今古文，促使书之文义层层剥离，便可寻作《书》之当下，孔子删《书》之当下，进而融通生活之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