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徐斌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研究生时专攻魏晋南北朝史，于魏晋玄学问题系统研究。又十余年后，著述《魏晋玄学新论》，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厚积薄发思路独特，甫出即罄。惜至今无再版，不得拜读，今得聆先生略论书旨，是记之。
    八月的第一个周末，夏日炎炎。只因文澜书院副院长、原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徐斌先生将就“魏晋玄学”做一专场示讲，杭州西湖孤山之顶的文澜讲堂中一早便高朋满座。
    首先，徐先生将历史上的玄学与儒家、道家学说之别做了一番简单介绍，他强调的一点是：玄学是一独立的有别于先秦各家的哲学体系。同时，它还是一门高贵之学，为己之学。是含量极高的高贵的精英文化，是“人的觉醒”（韩国学者语）的学说。
    这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包括本体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伦理哲学、生命哲学、艺术哲学等等。同时，它既含治国理想也是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包容万象，博大精深。
    然而，玄学思潮为什么会在魏晋之际产生呢？徐先生首先对先秦两汉的历史脉络进行耙梳，从个体到整体，从自由到秩序，从思潮到人物。点面结合，互为印证。
    以往研究魏晋玄学思潮的学者比较看重玄学家们的言行，而对于此思潮在社会大环境中的演变与当时政治家的活动结合往往不够重视。徐先生一改传统的研究理路，将历史的视角伸延到汉武帝刘彻时期。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直讲到汉末曹操的政治操守及文化取向。
   东汉以降，等级森严、思想僵化，到汉末，传统意义上的帝王早已名存实亡，天下纷争。曹操以“治平尚德行，治乱尚功能”理念执政，反映了曹操对于汉末丧乱以来天下格局、形势的深刻理解，亦使魏晋玄学这股思想潜流借宽松的政治、学术环境慢慢浮出历史表面。
    徐先生认为，所谓的“清谈”绝非一般人理解的误国之举。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为文而文的思潮。魏晋玄学取材于儒学与老庄学说，并用先秦百家思想理论互证，融合精髓，取其本旨，生发新见。从何晏到王弼，通过汲取——解构——整合——超越的思想方法，构造了“贵无论”，亦即玄学的理论框架。
    徐先生对于《三国志》、《晋书》、《世说新语》等原始史料熟烂于心，信手拈来，点画批评，揭示玄学本相。
    阮籍的“东平为相”过去只视之为异行趣事，夏侯玄的“答司马宣王时事议”等等，以往学者更是很少重视。徐先生通过对这些史料的推敲酝酿，得出结论：魏晋玄学的政治理想——无为而治，其本身就是具象的、可实践的政治理念。
    此外，徐先生还将建安文学与正始玄学的历史脉络加以梳理，明显看到魏晋思潮中文学与政治的互映。
    徐先生介绍了曹氏父子的治国理政思路及此时期对于汉代名教之治的摒弃，又介绍了东晋时期“王与马，共天下”时期的政治格局，从而展示出一条魏晋玄学应世致用的完整线索，同时把玄学思潮最为人垢病西晋时期“空谈误国”的政治原因揭示出来。
    徐先生还将近代以来学者对魏晋玄学的推崇一一道来:王国维先生说：学术变迁莫剧于三国之际。宗白华先生认为：玄学是继先秦之学和两汉之学以后中国学术史上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哲学高潮。陈寅恪、刘文典等人也深受影响。
    我已三年未与徐先生谋面，不禁想起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作为一名研究思想史的前辈，徐先生在对魏晋玄学三十余年孜孜不倦的耕耘中，纵横驰骋，光照来者。如果我没记错，徐先生曾自称“三北人”（祖籍东北，生于华北，长在西北），他的著述又不仅仅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传统研究，更是身体力行，以史家悲天悯人的情怀，对现实教育体制中的不足抨击有加。这正体现了魏晋玄学思想的精华：积极达观入世，有针对性地革除名教弊端，从真性情中活出一个本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