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这个莫名其妙的称谓大概源自汉代董仲舒“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在此之前，“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业已天然存在人们的头脑之中，在此之后，被无限的引申阐发，似乎成为中华文化核心思想之一了。
    时至当代，随着所谓的生态危机的严重，现代化生产关系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包括让人费解的，也让人感到高深的，甚至做到简单化处理的，都归结到天人合一，并解决了抑或搁置了。
    越是耳熟能详的概念越让人产生巨大的困惑，“天人合一”观念到底是不是中华文化的独有的呢？中国的“天人合一”的观念到底是什么？当代的生态危机与天人合一观念的关系是什么？
    在西方，早期哲人只不过对该状况用且仅能用那个时代的条件进行初次表达。我们知道，希腊人所说的“本原”一词，本来就同时有元素和原理二义。而亚里士多德更是一再强调哲学智慧探究的是宇宙万有的原因与原理。他们所说的宇宙本原，或最高实体，或最高原理，是一切存在的本质或原理。而追求这些本原或原理的过程，是不是也是一种天人合一呢？显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有一种目的论的思想，即认为宇宙的最高存在。再者，到了中世纪，宗教与神学占据思想的主流，上帝创造了人类，天上之城与地上之城以政教合一方式得以实现，这是不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展现呢？
    而在中国，早在春秋时期许多人用礼来说明天人合一。“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民之所以生也。”（《左传 》昭公三年）鲁季文说：“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左传》文公十五年）子产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礼记•乐记》说：“礼与天地同节。”“礼者，天地之序也。”由此可见，即便中国的天人合一也要通过礼这一中介来表达的。
    因此，在西方用原理、本质、本原等来阐发天人合一的观念，而在中国用礼来规定天人合一的内容，因此，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是不分中西的，人类共有的观念。
    那么，中国的“天人合一”的观念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天是一个很混沌概念，神、自然、命运、心性等等都可以理解为天，把无奈的无解的疾痛惨怛的都归结为天。天人合一形式不外乎两种：一是把天人化；一是把人天化。但两者互化并不是同位的，而是天道制约着人道。儒家认为天道与人道是统一的。从理论上说人道是从天道中派生出来的，实际上天道是人道的投影。
    儒家也从两方面来定义人，即一方面从人与物的比较中来定义，这就是人所共知的，人是万物之灵；一方面是以人道定义人。前者有时包括在后者中，于是经常用人道来定义人。在儒家看来，人是伦理的存在，个人只有在社会人伦关系网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人要证明自己是人，就必需以礼作证，离开了失去了为人的资格。（陈寒鸣 语）
    而礼的实质就等级思想，就是承认贵贱等差是天经地义的。这样一来，无论“人皆可以为尧舜”多么的豪言壮语，但我们应该看到，理学家讲的“天地之性”、“天命之性”、“义理之性”等好似讲人性平等，但他们笔锋一转，用“气质之性”又论证了贵贱等差是天经地义的。在纲常面前，“我”是个很麻烦的问题，是个离心的力量，是一个坏东西，朱熹说：“我是为恶成就”。（《朱子语类》卷三十六）于是与“我”作斗争，成为儒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为了抑制“我”，提出“克己”、“无我”、“无意”、“无私”、“无心”、“忘己”等等。因此，人在儒家所虚构的理想人格中被消无了，人本身就是个问题了，实现天人合一何其难也？
    而且在实际生活中，钟鸣鼎食于王侯则为天理，于臣庶则为非礼，属于人欲。王能与民同乐，游乐也是天理；能富心，好货也是天理；能依礼纳女为后妃，好色也是天理。
    这样的天，必须突破，甚至可以丢弃一边，更能达到天人合一。而这样突破的努力，自古以来便有之，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而天人人之天下”。尤其那千古侠客为追逐独立人格，在大天大地中，在等级森社会中，勇于傲立独行的态度。而这种态度，这种侠义精神得以展现的最佳时机就是在“礼崩乐坏”的时代。我们讲天人合一思想，决不能对此视而不见。
    不可否认，天人合一思想农业文明时代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不能因为在那个时代有合理性，就在当今时代直接生搬硬套，更不能忽略历史事实，拿来便用。
    如今讲生态文明，在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的生态主义，都像中国的古代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中汲取营养，以求大自然的和谐，生态的平衡。生态问题，不是因为有天人合一思想就能解决了，在古时，即便有天人合一思想，生态依然继续被破坏着，历史上生态环境问题一直存在着，只是到了当今社会才更加严重起来。产生生态问题原因是当今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存在重大缺陷导致的，如果忽视这一点，只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无疑是缘木求鱼。今人讨论天人合一思想，若不随着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换，其内涵也发生着必须发生着变化，那便进入老思想不能解决新问题的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