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独立”主张由来久矣。清末之时，章太炎先生即曾提出：“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政府。”
    1922年初，孑民先生《教育独立议》发表，其思想影响达到了最大。时渠主持北大已五载，考察欧美后提出：“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因为政党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又追求近功，与教育的长远目标不相宜，若将教育权交与政党，政党更迭，教育政策一变再变，教育即难有成效；教会信守教义，妨碍信仰和思想自由，若将教育权交与教会，教育难有活力。他主张仿行外国的大学区制，实施超然独立的教育体制。”
    这里面有个关键词，就是“政党更迭”。当时的历史环境就是如此，大学和教育系统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在内。孑民先生教育独立思想也是基于这种社会现状提出的，但日后真正体现到实践层面，却多是围绕争取“教育经费独立”这一诉求。
    1928年前后国内倒是一度试行的大学院及大学区制，却以失败而终。虽然如此，却影响不了“教育独立”思想影响的深远性。
    如胡适先生对蔡氏之主张极为赞成和推崇，多次在不同会议引述、呼吁。直到1941年顾孟余先生任中央大学校长，仍在校内呼吁：“学术思想自由，一切党派退出学校”，颇得广大师生欢迎，也因之得罪当局而最终离去。
    本其源，“教育独立”主张大抵是仿效欧美“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模式，力主教育摆脱政治牵扰，达到一种独立运行状态，为吾华文明强盛奠立教育根基。只是实际上事与愿违，“教育独立”论非但从来未见奏效，反而容易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使教育越来越流于附庸境地。其原因何在呢？
    笔者以为，兴办公共教育，本身就是政府的职责之一，这同司法不同，作为兴办者的政府是不可能置身事外的。这里有一个谁出资谁管理的权益关系。所以，政府对教育行政之管理，合理而且不可避免。问题在于，如何管理？管到何等程度。诚然，当今的中国，政权稳定，也不是“政党更迭”这种政治环境了，“教育独立”已经失去了时代意义。政府按照法制对教育进行必要的行政性管理和资金扶持，是政府之义务，也是教育之福音。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机构自然不必空谈教育的独立，却不应该因此而影响追求学术的独立。近年来，眼见一些国内著名学府失去了传统的学术精神，且每况愈下，几乎变成了另一所挂了一块“大学”牌子的官衙和现行政策的附庸。学术腐败的事件也是此起彼伏，不断曝光。楼堂的高度，掩饰不了教育体制的无奈和人文思想的苍白。
    这只靠学校的努力和觉醒是不够的，更需要政府的“雅量”——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容许学术教育机构追求“学术独立”。这不仅利于教育之发展，更有利于增强社会对教育的认同和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