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迅翁于《史记》之评，堪称的论。太史公笔下文字，既可征可信，又饱含深情——这是用信念和生命完成的严谨学术和优美文学之结合。不过本文不是论述《史记》亦史亦诗的性质，而是就《史记•货殖列传》的内容谈一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这不是噱头或标题党，在这篇列传文章中，司马迁系统而开创性地阐述了他在经济方面的思想观点，并且详实而富有卓见。笔者认为至少包含了以下五个方面的思想：
一、财富观
    《史记•货殖列传》曰：“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可以看出，这段表述财富观的文字大体包含了三个方面的看法：1，肯定人类求利致富的本性。改善生活状况，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然生态。这种本能，不须学习，人人都生而俱有。2，人们对欲望和财富的追求带有普遍性的特征，在这里是不分身份高低贵贱的。即所谓“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3，仁义不容易超越财富而独存，财富有助于推行仁义思想。如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
二、国家经济政策取向观
    司马迁继而论之，国家经济政策当以 “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为立足点。一要顺其自然，对社会自然经济生活不横加干涉，同时要因势利导，避免偏差和政策风险。在他看来，不明智的政策常常用刑罚规限人民，更笨的政策是与民争利。他通过举例子说明人们应该消除对田农、博戏、行贾等行业的歧见，靠出奇制胜的创造性劳动来获得财富。“而富者必用奇胜。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此皆诚壹之所致。”他强调只要尽其所长，勤劳专一，确能发家致富，同时也有利于国。所以国家政策应该扶持和引导人们的求富。
三、行业无贵贱相辅相成思想
    上段文字可以看出，司马迁呼吁人们应该消除行业歧见，共同促进社会财富之积累，但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或许为了统治的需要，设法将全国的劳动力都聚集到农村和农业。如此，人口、信息、资金、技术、思想的不流动，波澜不起，国家便容易统治。但这也严重抑制了社会经济发展。
    司马迁突破了以农为尚、排抑工商的传统思想，把耕种、手工、商贾业、服务、资源开发等共同作为“衣食之源”。他提出只有发展生产，诸业繁荣，才能家给人足，民富国强。
四、经济领域的独立自由思想
    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活动应该是独立于政治之外，并且遵守法律。哪怕是平头百姓，也都可以致富。“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 
五、发展经济因地制宜思想
    司马迁还以实际例子进行了地域经济分析，他主张经济的多样性和地域性特点的良好结合，反对盲从。“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 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所蕴含的观念。
    当然，仅从文字上看，《史记•货殖列传》主要为春秋以降的大货殖家立传。如范蠡、子贡、卓氏、孔氏、师氏等。但是，通过对他们的言论、事迹、社会经济地位的介绍，以及对他们所处时代、重要经济地区的产品、有名的商业城邑、各地经济发展特点的分析，通过叙述货殖家的致富之道，较为系统地表述了作者自己的经济思想。而这些，都是为了启迪于世。“后世得以观择”，所谓后世，实汉世也。
    或曰，《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太史公岂不自相矛盾？但，当战国之时，历史重任为华夏的统一，始皇之作为，有助于是。然西汉时期，国家已是统一大帝国，社会使命重在富民强国。此不但不自相矛盾，恰恰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例证之一。
    总之，《史记•货殖列传》较为系统阐述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多有远见卓识，这不管是在中国还是世界经济思想史上都是开创性的。太史公以穿透历史的目光，超越了他的时代，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浙东学派的义利观，就与之有着微妙的联系。深入研讨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甚至在当今时代仍有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