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几本关于浙东学派的书，特别是何炳松的《浙东学派溯源》，我对浙东学派有了新的认识。

    歌德说：“读一本好书，就像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高尚之人，才能写出来让人感觉高尚的书。所以考量一本书的价值，其编或著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先来看看这本书的作者何炳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这本2004版《浙东学派溯源》对何氏有个简介，抄之如下：“何炳松（1890-1946），浙江金华人，现代著名史学家和教育家，早年留学美国攻读历史学与政治学，191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上海光华大学教授，上海商务印书馆史地部主任、暨南大学校长，最早系统介绍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强调西方史学原理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对比与贯通，与梁启超并誉为‘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

    从内容和篇幅看，这百来字的介绍，对他的评价算是客观中允，或可谓恰到好处。因为何炳松作为一名近现代史上的历史学家，他一生最大的贡献除了教书育人，就是将西洋史学史翻译介绍到中国，并且自己亲力亲为，按照西方的治史方法，写了好几本史学著作，其中《浙东学派溯源》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何氏的这本书，最早的版本是1932年的商务印书馆版。这个简介有些小缺陷的地方就是没有点出这本书为何氏何时所作，何时出版的，只有读他的自序，序文落笔为“民国二十一年九月十一日”，才能大概推测这本书应该写于1932年以前。介绍此书的写作时间或首次出版时间之所以重要，主要还是因为这本书价值在于开创之功，若让后来者的相关著作遮蔽了这个功劳，它的价值肯定要大打折扣。何炳松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学教育，非常推崇章学诚等浙东学派学者，可以说浙东学派对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这里顺便提一下，他有个堂弟叫何炳棣，生于1917年，受他影响很大，留学美国，后来也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去年在美国去世。

    再说说这本书的序言，个人认为这篇序言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关于自序。民国时候非常流行替人写序，得名人提携，成名或卖个好价钱是常有的事（当然今天也挺流行），如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得胡适序言称赞，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解决了刘氏一时揭不开锅的问题；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由蔡元培作序提携，顿时洛阳纸贵，三年再版了7次（当然梁任公对此书很不以为然），我们现在翻看蔡元培的全集也发现，他替人写的序言就占了很大一部分。然而何氏没有随大流，非但没请人写序，还在序言中大幅引用自己1928年冬天在中国公学史学会的演讲词。我们作一个假设，要是何氏当初请人写序言，谁最合适呢？我看若不是梁任公已逝世，他最合适了，看其在《清代学术概论》和《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浙东学派洋洋洒洒地推崇就知道了。第二，在序言中作者直接提出自己关于本书的主要论点。他说：“著者的愚见以为我们要研究中国史学史必须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要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必须研究浙东学术史；要研究浙东学术史，必须追溯浙东学说的渊源。著作因为要追溯浙东学术的渊源，发见了一件程氏为浙东开山始祖的史实。又因为要追溯浙东学说的渊源不能不旁究同时的朱氏，因此又发见了一件朱氏学说和浙东水火的史实，更因此而发见了一个程朱学说根本不同的史实。于是再根据西洋史学家所谓‘历史继续性’的原则略略去追溯北宋以前我国儒释道三家的源流，得到了一个我国自古以来各派学术思想流派的大概。” 何氏在序言中还认为南宋以后中国的学术思想有陆九渊、朱熹、程颐三个系统及程颐一派学说流入浙东，演化为所谓前期的浙东史学在他之前好像没有人发表过，他说自己“竟大胆地把南宋以来我国学术思想只有程朱和陆王两派的说法完全推翻”，我想也许这就是此书的价值所在吧。

    对浙东学派颇有研究的吴光先生认为何氏的这本书和陈训慈的《清代浙东之史学》对浙学的理解都受到了梁任公的影响，所以称浙学为浙东史学。“浙学”这个概念是朱熹提出来的，我想后来的浙东学者们可能还是不太喜欢朱熹的这个叫法，于是又有了黄宗羲的“浙东学派”和章学诚的“浙东学术”。不过据吴先生考证是因为浙东学派大家全祖望重新解释“浙学”，把浙学扩大了，所以有了浙东之学和浙西之学的区分。到章学诚时代，他直接归纳出两浙浙学的区别了，所谓“浙西尚博雅，浙东贵专家”。不管怎么样，何氏这本书对老家浙东的学术是充满了自豪感，他在书中说“著者的愚见以为在我国的文化史上，要以浙东学派为最有光彩，同时亦要以浙东学派的源流最不分明。”因为不分明，作为一名史学家，使之分明显然是分内的事，更何况是家乡的学问。

    这本书共有八章。除绪论外，标题分别为“程朱两人的根本思想”；“理学上几个重要的问题”；“方法论”；“圣经和唐鉴”；“浙东学派的兴起”。全书考据，比较，推论有理有据，充分发挥了他擅长西方史学理论和治史方法的优势，也反映了他深厚的国学根底。如他认为“古今来哲学家在所必争的就在这种‘小小节目’上，而学派的畛域亦就以这种‘小小节目’来做他们的鸿沟。”何氏认真比较了程朱两家对理学一些基本问题看法的差别。如对儒学界关心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的理解问题，何氏认为“朱氏明明说程氏以心为已发未免缺平日涵养一段工夫，日用意趣常偏于动，五复深潜纯一之味，而且亦和《中庸》文本不合。”还有他分析认为程朱两家对《易经》、《春秋》、《诗序》、三《礼》的理解和看法也有很多不同，如《易经》，程氏解释主张用理，而朱氏主张用数。

    关于程朱的差别，何氏从他们的著作中直接引用分析，发现了很多差别。这些看法，也有学者认为过于武断，甚至有说尽替自家说好话之嫌。如暗讽朱熹人格有问题，认为程颐为儒家正宗，进而抬高浙东学术的地位，缺乏大家风范。笔者目前还没有一一考证何氏的诸多看法，但个人肯定的是这本书的确是它底页所讲的“中国学术史、思想史研究的重要作品”。同样曾留学过美国的胡适先生有一幅很有名的题词，叫：“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他的高徒顾颉刚不还在疑古甚重的民国时候开创了“古史辨”学派吗？所以何氏敢疑，立一家之说的精神是我佩服的，至于他研究浙东史学的种种方法和由此得出的结论，我们还应该去看看他的其它著作，如《历史研究法》、《新史学》等，再作议论也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