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中，张岱年提出了综合创造的文化主张，得到程宜山、方克立等人的认同与发展。程宜山是比较突出的一位，《中国文化论争》就是程宜山所写，张岱年修订之作。
    关于文化领域的论争，自古以来就没有停息过。书中细数了我国16世纪以来的文化论争：“会通以求超胜”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学中源”说和中西文化调和论，“东方文化”论，“中国本位文化”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儒学复兴”论，新“全盘西化”论，“西体中用”论。作者对其进行逐一批判或再认识，提出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也无论是国粹主义还是“全盘西化”，都走不通，只有辩证地综合创造，才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坦途。
    为此，作者从《周易大传》等著作中概括出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的中国文化基本精神，分析了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提出了中国文化的核心包括“天地一体”、“变化日新”的世界观，以和谐为最高价值原则的价值观，以重和谐、重整体、重关系、重实用的思维方式。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就进行大胆地肯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严重缺陷消极因素和不良倾向进行有力地批判，尤其像“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庸俗积习等。
    《中国文化论争》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著作，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这也恰恰折射出“综合创造”时代性要求。时至今日，方克立先生的《中国文化综合创新之路》算是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造”论的继承与发展。
    不过，让笔者解决困惑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困惑。时下中国思潮复杂多变，虽然显现出了“不同方成大气”的迹象，但也引起中国文化出路在何方的隐忧，与此同时，阅读到了张岱年“综合创造”论，确实让人眼前一亮，迷雾顿开的感觉。然而，关于“综合创造”论只是提到了原则性的要求，并没有具体性卓见。这或许应了“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践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这句话。综合创造之路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