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日记公开以来，众多历史谜团得以开解。我们对蒋介石有了更全面认识，这其中就包括蒋介石个人思想的变迁史。从蒋氏的日记可以看出，他是一位终生爱读书的人。早年他在家乡接受过传统教育，读的是四书五经等传统儒家经典，尤其是《大学》等书，蒋介石早已成诵。后来负笈日本，蒋介石进一步接受了西方的新学思潮和军事教育。等他走上革命道路后，读的书就更杂了。无论是《新青年》杂志、《圣经》，还是《经济学》、《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学说概要》等，蒋介石几乎无所不读。

　　虽然蒋介石读过很多的书，但政治思想方面，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学说对其影响甚大。据说他读了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之后，被孙先生深深折服。从他日记所记载的阅读书目来看，著名历史学家杨天石就认为蒋氏早年的思想有一个从左向右转变的过程。这主要是从政治思想的角度去看，实际上蒋介石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的追寻从来没有止步。终其一生，特别服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和“致良知”学说。无论他处在锐意进取的少年时期，蒸蒸日上的青年时期，风光一时的壮年时期，还是退居孤岛的晚年时期，蒋介石从没有忘记的一个人就是王阳明。

　　王阳明是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到民国时期，浙东这块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早已将王明阳供奉为神，各种关于王阳明的传说老人们如数家珍。蒋介石与王阳明是同乡，当然略有所闻。他在《哲学与教育对于青年的关系》一文中回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哲学，我是自18岁从顾葆性先生时候起，就开始研究的。以后50年来，更曾经读了再读，研究了再研究。他的《传习录》与《〈大学〉问》这两个小册子，真使我百读不厌，心向神驰，不知其乐之所止”。“我最初就很得益于王阳明‘知行合一’哲学的心传”，“王阳明的《传习录》阐明‘致良知’的道理，奠定了我求学做事的根本。”

　　顾葆性即顾清廉，是浙东名校箭金学堂的创始人，蒋介石和蒋经国都曾受学于他。顾氏对蒋介石的一生为人颇有影响。也有记载说蒋介石早年在日本求学的时候，经常看到许多日本人在读王阳明的《传习录》。他们读了之后，就闭目静坐，似乎是在聚精会神，思索精义。于是他也拿来此书，认真阅读，常被阳明精神所打动。可以说蒋介石虽然对这位名满天下的乡贤闻之较晚，但领会王阳明的思想后，他确实一直照着王阳明的知行哲学在孜孜不倦，思考人生。蒋介石曾把王阳明誉为“中国革命的导师”，把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说成是“很优美的哲学”，甚至认为阳明学派是“中国学术史上最有价值的学派”，是“东方文化精神”之所在。

　　1932年，蒋介石在中央军官学校所作的关于《中国的立国精神》讲演中说：“王阳明的眼光，当然超过他同时代的一切读书人。他虽未到明末时代，但他早己看见中国民族将来不得了，一定会给外族来侵略，所以他到后来专提倡动的哲学，而批评静的哲学。但是中国陈腐理学，积重难反，王阳明的哲学仍旧不能风行。到底，反被日本人看见，倒拿了王阳明‘致良知’、‘知行合一’哲学的片段，马上实行起来，到现在成为一个侵略的民族。可以说，日本民族之有今天，完全是从王阳明哲学片段中所得的教训；也可以说，他们是截取了中国儒教中片段的一段，才变成了一个侵略的民族。我们中国是怎样？如果把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同我们总理‘知难行易’的哲学，成立一个立国的精神，是不是会变成一个侵略民族？我相信中国人若是拿几千年遗留下来固有的民族道德，以阳明‘知行合一’动的精神，再加上总理“知难行易”行的哲学来阐明，融会贯通為一种新的民族精神，我相信中国一定不会做侵略的民族，他一定是一个世界上的和平之主！”

　　很显然，在蒋氏看来，日本的强盛与侵略性都与王阳明有关，所以他曾想将阳明哲学与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思想结合起来，以此作为民族精神的基础，既要做独立的强国，又要做世界的“和平之主”。

　　有学者把蒋氏一生所奉的思想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是崇尚《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业思想；第二是封建的帮会思想；第三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和德意志法西斯的管理思想；第四即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和“致良知”。阳明学思想确实在蒋氏的思想哲学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而且愈是晚年，他对阳明学的迷恋愈深，这从他在台湾的一些行为可以读出。如不满初抵台时官邸所在山名为草山，将其改为阳明山；教导年近耳顺之年儿子蒋经国学习阳明心学；鼓励下属要讲究“知行合一”，知而后能行。

    那么为什么蒋介石一生如此重视王阳明的学说呢？也许有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蒋氏是位一直主张“力行”的政治家，而王阳明恰好是治军、治民、 治学都很有成就的实践家兼哲学家。蒋介石一生的起伏与成就，他的感想与参悟，只有王阳明这样的高人，才能被蒋介石看中。

    其二，蒋氏敬佩孙中山先生“知难行易”的思想，而这一思想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哲学有暗合可为之处。在蒋介石的人生哲学中，民国时代的大混乱中，他是感觉知难行亦难。不像孙中山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后，他面对国家积贫积弱，更加混乱的局面，几次奋力未能成功，最后一筹莫展，感叹路在何方，即“知难行易”。

    其三，在民国这样文人学者鼎盛，思想思潮喷涌的时代，作为一国领袖，几乎每天都与这些文人政治家交往，蒋氏必然有一学人之心，而文武双全的王阳明正契蒋介石之意。

    其四，退居台湾的蒋介石虽然高喊政治口号，时演军事反攻，然而他的内心已经渐归宁静。蒋介石对王阳明悟道归于形而上的成分，即知的一面为本人所体悟，而行的一面他则寄托于自己的儿子蒋经国身上。很显然，把台湾治理好才是眼下最需要“力行”的部分，也许这就是他晚年对“知行合一”最大的感悟与实践吧。

    最后一点有些牵强附会，很多人都会有的想法，蒋氏也不例外。蒋氏有很强的同乡情结，这从蒋介石的用人能够看出，浙江籍在蒋介石的用人原则中，始终占据重要的位置。以此揣测蒋氏提起这位在哲学领域有大成就的同乡，常挂口边，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