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翦伯赞、侯外庐、吕振羽等历史学家一样，杨荣国被今天的学者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或唯物主义史学家。这位在文革期间靠批孔红极一时的学者已经远去。他写过一本叫《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书。一些史学和哲学专业的学生也许会在课堂上听老师们说起过他。
    说他什么呢？无非说他的骨头没有陈寅恪的硬，说他为政治作文章，说他附合“四人帮”胡作非为，说他算不上历史学家，说他是个投机文人……，最后得出结论：他的书没什么值得看的。
    周末在旧书市场闲逛，看到他的代表作《中国古代思想史》与翦伯赞的《中国通史》放在了一起。几个月过去了，他们的书依旧还在那里，它们旁边的书已经换了一茬又一茬。似乎大家都被告知过，这种书不值一看。
    我带了本回家，想瞧个究竟，可是翻来翻去，实在翻不出杨先生哪里不是在做学术。他讲孔子的“仁”，要比现在用很多文字讲“仁”的学者，讲的全面，讲得好；他讲韩非子的“法”，肯定韩非子在礼崩乐坏之际，主张依“法”规范乱世，富强国家，也没什么不对的地方。
    是的，杨先生不让某些学者满意的地方就是他那一贯“扬墨抑孔”的主张。可是，笔者觉得这一点实在是令人敬佩，不像某些学者前些年喊“我的朋友胡适之”，巴结胡先生，过几年胡适走了，就说自己不认识胡适，或者说胡适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我倒觉得杨先生若是在解放前说孔夫子守旧，解放后赞扬孔子创新，那才是为人不齿的笑话。
    再来说说杨先生文革期间的事情。他到处演讲，着实风光了几天。可是大家想想，如果没有杨先生，那一定会有周先生，王先生。其实他的确是在宣传自己早有的学术主张，只是这个主张是“四人帮”需要的，他也有些飘忽了，那笔不应该描的太重。
    大家有了话柄，惨了。看，陈寅恪，吴宓都那么低调，你跳出来作甚。政治运动一过，那些认为自己不幸的学者们，学者的徒子徒孙们自然不会说你好话。其实他们不知道，如果有些人几年前不站出来陪“四人帮”玩玩，大家更惨，说不定他们会怎样“逼良为娼”。
    孔老夫子的一套主张，本来就是为政治服务的，大家都在用，只是谁用的露骨谁倒霉。可是文人们却标榜思想自由，精神独立，尤其到了近代陈寅恪的那句名言出来后，学者们一个个都习惯性参照。可现实是养家糊口，你参照也是折腾自己。其实按照马克思的什么几层建筑的思想，学术本来就是不独立的，不可能脱离时代的烙印，所以现在谁敢把自己做学者的郁闷全部吐出来？
    我们看建国后，不少在政务院下属文史机构工作的前朝学者们，有几个敢老老实实，一五一十写回忆录的呢？大家都心知肚明，我们的好总理也知道，你自己凭良心写不可能完整，历史本来就是选择性回忆。即使回忆的再好，历史还是会选择性记忆，你哭笑都没用。
    故人已去多年，我们应该宽容。有些事情还是看透不说透的好。鼓励学生们多读书吧，真相终究会被了解。那些所谓阶级的书不值一瞧，难道不是一孔之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