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的风景区有10块清代御碑，题刻言简意赅，分别代表了西湖山水的不同情韵。古往今来，众多游客来到西湖，总会去瞻仰一下这几块历尽沧桑的石碑，它们是历史的见证，也是珍贵的文物，尤其是在西湖“申遗”中起过不可替代的作用。这10块御碑分别是：苏堤春晓、花港观鱼、柳浪闻莺、曲院风荷、平湖秋月、三潭印月、双峰插云、雷峰夕照、南屏晚钟、断桥残雪。
    御碑的正面为清代康熙皇帝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南巡，题写的西湖十景之名，背面则是乾隆皇帝“下江南”时，为这十个景观题写的相关诗句。
众所周知，这10块御碑中的8块在文革中已经被毁掉，原物早已不知去向，而今立在西湖畔的碑刻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恢复的，只有二块碑才是真实的清代原物。而这二块碑中的一块是“苏堤春晓”，在文革时，也已经被人砸成三段，直至80年代后，才找回来，粘接修复而成。
    实际上，只有“曲院风荷”才是真正的原物。许多游客不禁要问，这块仅存的清代御碑，究竟是怎样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动乱中躲过一劫？为什么其它御碑均被损毁，惟此碑能侥幸逃过那次民族的空前浩劫？
    1966年5月“文革”开始后，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号召。一时间，一切传统的东西，不分青红皂白，全部被当成“四旧”而清扫出门。
    在那种政治气氛下，时任杭州市园文局副局长的周永年（1908-1990）意识到，一场破坏文物的运动即将开始，这些由封建帝王书写，歌颂风花雪月的碑刻，必定会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当时，他还担任着浙江省民革副主委、省政协委员等职务，如果大张旗鼓地提出保护文物，肯定会被人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而罪加一等，自己也难逃厄运。不过，一种责任感、使命感，促使他想到，我必须要为西湖做点什么，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知。他清楚地意识到，文物一旦遭到破坏就无法弥补。但是，当时如果想要保护西湖的全部文物完全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谁都无能为力。
    那时，园林文物局的办公地点就在岳庙对面，靠近曲院风荷御碑（今竹素园所在地）的地方。对于眼皮底下的事，自己还是能尽点微薄之力的。经过周密的策划，他找来了几个平时信得过的人，在一个深夜，偷偷地、干净利索地将御碑掀倒在湖中，除了当事人之外，神不知鬼不觉，御碑悄悄地淹没在湖水之中。
    事情办完以后，周副局长先谢了大家，又叮咛在场的工人说道：“等红卫兵来了，大家就说，不知道哪里去了，也许早被别的造反派砸毁了吧，此事应该能瞒过去的。”同时，再三嘱咐所有参与的人，一定要严格保密，就是连自己的妻子儿女都不可以提一个字。果真不出所料，不到一个月，文革的烈火就漫延到了杭州，造反派将凡是能见到的历史文物统统予以毁灭，仅几天工夫，西湖边的御碑全部被砸得不成样子，少数石碑被砸成三、四段，大多数御碑均被砸得稀巴烂，红卫兵认为，“‘四旧’砸得越碎，就越革命”。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开始全面地纠正“文革”及之前的错误，周永年被恢复了园文局副局长的职务，他在1979年初提出了恢复西湖十景御碑的议案。此时，已经被砸成三段的“苏堤春晓”石碑，字迹还算完整，胶合了一下，即成一块完整的碑刻，又重新立在原处了。
    而其它的御碑被造反派破坏得实在太厉害了，竟然连碎片也无处可揽，只能根据御笔的拓片或相关资料重新刻写，根据康熙御笔字样仿制而做成新的“御碑”；至于碑的背面及侧面乾隆的题诗，因资料缺失已经难于重刻了。
    此时，周永年找到了当年将御碑推进西湖的几位师傅，就在扔进西湖的原位，将御碑重新打捞了上来。由于湖底积满了淤泥，虽然沉入水下十多年之久，御碑依然完好无损。当御碑重见天日，再一次竖立在原碑亭的地方之时，轰动了全城，许多人闻讯专程前来观看。碑刻反面的乾隆诗依旧清晰可辨，上书：“九里松旁曲院风，荷花开处照波红；莫惊笔误传新榜，恶旨崇情大禹同。”